上海语文名师影响力越来越小是好事！

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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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个自称原《小学语文教师》副主编的阿牛老师写了篇《为什么上海名师影响力越来越小？》的文章，类似于“题记”的一段文字颇有意思：“有朋友说，来上海旅游，感觉自己是乡下人。你错了。上海人眼里，上海郊区的才是乡下拧。你只能算是外地拧。”

阿牛老师似乎想告诉全国的语文名师，你到上海来连做个乡巴佬都不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石库门后裔底气真足！

印象中，上海有个叫陆继椿的语文名师在上海影响力很大，是“得得派”的创始人。所谓“得得派”就是主张“一课有一得”的语文门派。

知道有个“得得派”是1987年的暑假，到上海开一个作文小刊物《作文通讯》的编辑年会。那次年会的东道主是华师大一附中，在会议上认识了一个该校语文组接待我们与会编辑的漂亮的年轻女教师——“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从这个可谓行者见而“下担捋髭须”，少年见而“脱帽著帩头”，耕者而“忘其犁”，锄者见而“忘其锄”的小大姑娘的嘴里得知她是华师大副校长、语文“得得派”创始人陆继椿的徒弟，并领教了“一课有一得”的微言大义。

记忆中，自知道“得得派”之“一课有一得”连开会的心思都没有了，总在想一个问题：有一课无一得的语文课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汪峰研究语言学，他在编《吕叔湘语文教育论集》时的感慨：“这些年，我们的课改很热闹，各种理念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探究，各种活动，要以学生为中心，等等，不一而足。看起来都很有道理。但回到语文的初心，‘听说读写’四大基本能力，哪一处落实了呢？我的老师王士元先生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事，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有一个好朋友是数学家，叫Roy Meyers，有一次他跟王先生开玩笑说：我们数学家是站在彼此的肩膀上，但语言学家却是踩在彼此的脸上。”

数理化要发明创造就要“站在巨人的肩上”，万学之母的语文却“踩在彼此的脸上”。不知“踩在彼此的脸上”是否有“打脸”的意思。

记忆中，当时将想法告诉了同时与会的金敏老师，长吾近半个甲子“识多见广”且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老先生微笑着说：“陆副校长没有读过大学中文系！”现在想来这话实在荒唐，没有读过大学中文系以打工为生的唐小林在《文学自由谈上》的文章有几个大学中文系的人能写出来？眼下中文系毕业的笔盲者不乏其例，还源源不断地批量生产出来。

你看杭州语文教学界很多所谓顶级名师的观点不也是说了等于没说——“语文教学关键在引导”“阅读教学中有素质”“把时间还给学生”“每次作文训练要有目标”……

最近全国语文界很热闹，热中之热是“大单元”与“大概念”。福建师大80多岁的孙绍振先生连发三篇文章质疑“大单元”“大概念”，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要是没有孙教授这个语文教学的“天敌”，估计中国语文教学不知会冒出多少“白开水”观点来！

曾在《中国经济时报》文化专栏发《允许落后》一文感叹：“中国人好‘出彩’，又加穷惯了，所以最怕‘落后’，一得机会总想上手，哪怕不明就里。上总比不上好，有总比没有好，于是赢得了‘玩什么糟蹋什么’的讥评。回顾一下20年语文教学改革的大致经历，惊奇地发现我们可敬的同人居然创造了那么多教学方法，就阅读而言便有：剥笋法、猜读法、见疑法、陶冶法、直观法、线索法、导读法、评点法、得得法……其实，我国古代学者的阅读教学，早在纪元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经形成了较系统与完整的理论流派，诸子百家在不同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探究方法、规律，积累了宝贵的理论遗产。而孔子的博学、慎思、时习、笃行，孟子的自得、居安、资深、左右逢源，荀子的闻之、见之、知之、行之，朱熹的穷理、笃行，王夫子的学、问、思、辩的理论虽为学法，也是教法的依据。传统的文道统一、学思结合、注重启发、因材施教、温故知新等教学原则，为我们阅读教学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不惟为阅读教学，也为语文教学的其他领域。说句实话，20年来语文教学改革所创造的方法，之间或交叉、或涵盖，根本谈不上什么创造性，大多只是跨越时空差与地域差，打前人的‘牙祭’，是到祖宗的八宝箱里去翻‘陈年流水账’。”

申城的阿牛老师发出质疑：“为什么上海名师影响力越来越小？”其实“上海语文名师影响力越来越小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如大浪淘沙！

上海一直是中国各行各业的“风向标”，教育当然亦不例外。名师不要多，要少而“名实相符”。闽派语文风生水起，不就是几个集“名师”与“明师”于一身的语文“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吗？

“语文名师影响力越来越小”的另一面一定是真正的语文大家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声振林木”而“响遏行云”，窃以为！

匆匆于2023年7月5日20时26分